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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国民党将领第7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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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惊。《资本论》是不容易看懂的书,陈长捷能够密密麻麻地写下个人的一得之见——不管这个见解中肯与否——可见陈长捷是真正看进去了。且不说深钻共产党人的经典著作,单是建立起一个理解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的信心,文强以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因此,文强断言,陈长捷手捧《资本论》的时候,一定露出了他在动手术时的痛苦表情,同时付出了比他伸长脖子,听凭医生扒出黄脓时更难忍受的精神代价。
  文强以前没有和陈长捷见过面。当他得知这位蓄意研究马列的晋军将领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第一名时,不禁对陈长捷愈发敬重。他研究了陈长捷的心理,发现他善于吸取战场上的教训,为了在人生的战场上成为永操左券的将军,陈长捷从“知己知彼”做起。这于文强是不小的启迪。他认为,凭陈长捷的才智和头脑,决不会去种没有收获的庄稼——认识共产党的这块土地,是愿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国民党人的第一课。文强停止了手中的唐诗宋词对身体的疗养,开始了手中的马列经典对灵魂的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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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碎石路上 3(1)
在整编后的学习小组里,尽管都是清一色的从战场上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人,但是由于没有陈诚集团的,邱行湘不仅没有回到娘家的欢欣,反倒增添了生活在陌生的环境里的苦闷。如果说他在先前的小组里是孑然一身,无所牵挂,匹马单枪闯人生,倒觉得悠闲自在的话,那么现在他明白,他必须付出巨大的精力,去应付那些没有被共产党消灭掉而随着人体走进监狱里来的国民党官场里的形形色色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思念起陈诚系的同僚来(其实,杨伯涛、宋瑞珂、覃道善等人,在这以前未久,已由北京广安门转至功德林,只不过在另一条胡同里,邱行湘未能与他们见面)——因为在他看来,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重新建立的。
  邱行湘此间认识的人,只有宋希濂。一九四三年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的时候,长官部设于滇缅边境上的弥渡。邱行湘作为远征军长官部副官处长,曾由弥渡去相距不远的大理看望驻在那里的宋希濂。熟人见面,表情是自然的、传统的。邱行湘像当年看望他那样,向他问候;宋希濂也像当年接见他那样,向他点头。邱行湘唯一感到不自然的,反传统的,是宋希濂对他廉价地露出了笑容。
  邱行湘虽然是第一次与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文强、沈蕴存见面,对他们却是早闻大名的。当然在他们得知洛阳战役的主将就是邱行湘之后,也表示“久仰,久仰”。
  邱行湘唯一碰到的钉子是康泽。
  作为一个正规军人,邱行湘素来不愿理睬军事以外的事情。陈诚时常对部属说:“国家党政大事,有领袖负责,大家不必过问。”所以,即令康泽等人搞起来的国民党复兴社,活动范围很广,差不多整个国民党军队中都有人被吸收进去,而独在陈诚集团被挡了驾。一九三三年起任十一师师长的肖乾,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在国民党的二十一师里当了陈诚部属,他和陈诚关系之深,非他人可及。肖乾有一次到南京,因为他出身黄埔一期,免不了和复兴社首要分子、他的同期同学贺衷寒等人应酬往来,因而被拉入复兴社,当了一名挂名的干事。事为陈诚所闻,大为震怒。适逢肖乾带十一师在宜黄草苔岗打了败仗以后,为了激励军心,自行颁发了一套旗帜、臂章、番号。陈诚到十一师视察时,发现部队变了样,更以为肖乾背叛了集团,于是怒不可遏,立即把肖的师长撤了,代之以副师长黄维。此事使整个陈系格外警惕。邱行湘作为陈诚的老部属,更是把“军人不问政治”奉为圭臬,对复兴社嗤之以鼻,对复兴社书记康泽亦不屑一顾。
  然而,这只能是邱行湘内心的东西。蒋介石是国民党复兴社社长,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邱行湘不能不对康泽敬畏三分。所以他满脸堆笑地对着康泽迎上前去。殊不料康泽纹丝未动,对邱行湘连眼皮也不肯抬一下。邱行湘一阵尴尬,面红耳赤,不便立即退转身去。他站在与他个子差不多的康泽面前,心中顿生千钧之力,他咬着牙齿在心里骂道:你给我放明白点,这不是当年国民党的朝代了,你那官衔早已过期作废。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我是共产党任命的组长,我有权力,我有火柴!退一万步,我邱行湘也不是马马虎虎的军人!
  其实,邱行湘真正的苦恼,并不在康泽身上——康泽并没有挡住他的去路——在一定意义上,康泽为他的行驰大开绿灯。
  这是在小组学习的时候。学习的资料多以报纸为主。康泽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就照着报纸读。非但如此,他的声音又特别小,别人要他读大声点,他就大声吼:“你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不听!”于是乎,学习落后者,康泽也——这就成为整个小组的公论。
  邱行湘在发言时,可以不看报纸,把当天社论或头条新闻的内容大体复述一遍。可是若有人问及社论的指导作用、新闻的社会意义,他就结结巴巴,喃喃作语了。
  宋希濂、陈长捷、文强、沈蕴存等人就与前二者大有区别。譬如说,宋希濂可以将马克思关于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时,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应当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的思想来解释共产党“勤俭建国”的长远方针;陈长捷可以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所阐明的关于真正的财富是在于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但价值尽可能少,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尽可能短的劳动时间内,有尽可能大的物质财富的余额创造出来的道理来赞赏共产党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根本措施……
  别人在发言中所具备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使邱行湘大吃一惊。相形见绌,他完全明白,倘若不是康泽在他后面保驾,他必定要成为全组的尾巴。这对于比一般的军人性子更急、脾气更躁的邱行湘来说,简直是要老命的事。他不能容忍人们仅仅从洛阳战役来认识他,他需要人们从一组之长来承认他。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拿起了别人已经放下的书。
第八章 碎石路上 3(2)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针”——读到列宁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连连摇头,哀声叹气。
  “理解,是多么的可怕,当理解者从它得不到好处的时候”——读到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连连点头,拍案叫绝。
  这时候,功德林的学习改为自学为主。倘若邱行湘能够像洛阳战役的尾声那样,“哪怕多坚持几分钟也好”,那么他可能对世界的认识更科学一些。但是,他的才能并不表现在读书方面。正如他不适宜当参谋而适宜带兵打仗那样,他是一个实干家。当然他毫不怀疑他的智力,他担心的是他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根底,要在功德林里充状元,康泽也比他更有条件。于是,他在望尘莫及之余,想起了兵家的一句名言:扬已之长,攻彼之短。
  邱行湘之长,是他的在学习小组里已经具有绝对权威的力气。关于这一点,组员们是无一不折服的。当他眼睛鼓圆的时候,人们怀疑他一只手可以连根拔起一株柏树来。就在人们的折服之中,邱行湘尽情地发挥着他的优势:在翻新粪池时,他第一个跳下粪坑,把几十斤重的石头,高高地举过了头;在挑水送饭时,他肩挑两个深铁桶,在碎石路上轻轻地迈开了腿……这实在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坚信条条胡同通大门。共产党人常说改造看行动,他不正是有行有动么?
第八章 碎石路上 4(1)
败军之将话战场,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难以启口。如果说梁培璜、林伟俦对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同邱行湘一样不感兴趣,那么他们三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却是津津乐道。
  梁培璜作为国民党临汾防守司令,谈到了临汾战役的情景。他说,他凭借临汾高十四米、顶宽十余米、底宽三十米的城墙,构成三道防线,配备各种火炮五百多门,自以为“固若金汤”,却不料解放军重兵压境,以十万之众对付他的两万人马,尽管他奋力死战,到底是寡不敌众。他惊叹道,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如此规模的攻坚战。
  梁培璜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原是阎锡山手下一个优秀的将领。他是河南人,没有山西将领的习气,比起功德林一位未来的客人、另一个阎锡山的老将、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孙楚,更显得锐气逼人。所以邱行湘安慰他道,临汾失守,不能怪梁培璜才力不济,正像他邱行湘失守洛阳,不能怪他没有经验一样。
  林伟俦作为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谈到天津战役的种种。他说,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天津成立指挥所后,催促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筹备构筑天津城防碉堡工事。上官云相说:“美军走了,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没有坚固碉堡工事能守得住吗?我早年在江西‘剿匪’时,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当年夏天,天津市长杜建时和他(时任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为迅速完成工事,由天津市政府工务局主持,按照各碉堡大小图型和护城河的宽深土方多少,进行投标雇工承包建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线,长达八十四华里,挖了一道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墙内每隔三十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三百八十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完成一千多个。陈长捷从西北调来天津任警备司令后,又加筑水泥钢筋碉堡几十个,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区,企图凭借坚强工事而作顽强抵抗。
  林伟俦又说,他没有想到解放军发展如此迅速,从少到多,从无到有,装备成了优势,炮火力量强大;更没有想到天津会被围成一个孤立据点;总以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一百里或几十里的地区,认为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所以在一九四七年开始建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就是以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备位置而进行构筑的。所以解放军开始总攻天津时,一举就突破了陈长捷自夸为“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线。
  邱行湘听得很仔细。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军在天津登陆后,接着空运他所在的国民党九十四军接收天津。一到天津,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就召集了第五师、第一二一师两个师长研究修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的计划。作为第五师师长,邱行湘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也有与林伟俦、杜建时以后规划的相同的部分,当时因美军驻天津,方案尚未实施。邱行湘认为,他在天津的方案可以不比林伟俦高明,但是应该比他在洛阳的方案低劣。
  邱行湘即使在战败之后也十分欣赏他在洛阳战役中的布置。此间他说,青年军士兵既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又不足,他不得不特别寄希望于工事的加强。他刚到洛阳时,对洛阳的守备,究竟是以主力守西工(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校址,距城两三公里),还是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尚举棋不定。至于外围据点的龙门、邙山,则决心不守(而蒋介石的意见,是要他必须守龙门、邙山的),以免分散兵力。起初,他认为如以主力直接守城,因为没有宽广的射界,难以发挥火力,又难以形成多数的独立支撑点,一门突破,全城瓦解。故有意以主力据守西工,以一部控制城垣。利用飞机场和西工四面八方的宽广的操场作为依托,又能独立支撑。但因为西工没有既设工事,又为时间所限,他最后仍决定以主力直接守城,以一部控制西工,并指定较有作战经验的第四团一个营配合民工构筑工事,采取“小而坚”的办法,在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为解放军隔断之后,保证每一个据点都具有独立支撑的条件……
  说来说去,三人的脑袋最后挤在一起,在林伟俦手中的划了红线的文字面前默默无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三人的脑袋分散开来的时候,邱行湘告诉梁培璜、林伟俦一个小笑话:一九三一年陈诚率十一、十四两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入赣围剿苏区,结果兜了三个月,一仗未打。而部队疟疾流行,损失过半。十一师副师长周至柔对邱行湘说:“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不吸。我掉队是为了吸烟;觉可以不睡,屎不可不拉。总指挥(陈诚)掉队是为了拉痢。”
第八章 碎石路上 4(2)
邱行湘现在认为,国民党军队不是没有人才的。陈诚要算一个人才,蒋介石要算一个人才。其所以蒋介石永远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其所以共产党军队无坚不摧——有洛阳战役就有“洛阳营”,有临汾战役就有“临汾旅”,有四平街战役就有“四平街连”,有襄阳战役就有“襄阳特功团”……那是因为在这些骁勇将士的后面,屹立着一座不可逾越的由思想和意志建造的长城。
第九章 走廊顶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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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三种。
  他有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素多来自苏联,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以及即将来到功德林的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第一流的药物。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一种。
  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时间也不远了,为了矫正杜聿明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须静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一九四六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无法寻回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亦自然明白——总不止两个铜板吧。而他本人,曾有过没有两个铜板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下野以后,杜聿明也无一官半职,与妻子曹秀清、大女儿杜致礼三人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救济十二元过日子。一日上街,年仅三岁的大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角,嚷着要吃臭豆腐。一块臭豆腐需要两个铜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个铜板来。杜聿明的心,也是肉做的,他在大女儿嚎啕大哭的时候,也忍不住鼻子发酸……
  杜聿明并不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他的神经,却也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三十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现在,共产党军队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终于缓和了“试试”的心理冲动,放弃了“再打”的精神准备,懂得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的常识。
  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收复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封建联姻,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说不上谁统治谁。特别是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的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的宝剑的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共产党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中华民族的怀抱。
  共产党在大陆的成就,是治疗杜聿###脏的链霉素。他尚存的那一个腰子如果代表他的军事眼光的话,那么他失去的那一个腰子应该代表他的政治头脑。关于这一点,杜聿明是在他肾结核痊愈之后的一个清晨,当缕缕阳光照进他的小屋的时候,自我感觉到的。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那是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曾经责难过他的弟弟。那是因为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而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介石那里,恰恰失去了这个权利。一九四七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征得蒋介石同意,启程去美国就医。行至上海,适逢美国记者访问了他,他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亟需美军扶持的谈话,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殊不料此举铸成大错——蒋介石迭电上海而外,派人找上门来,言及杜聿明见解高明、策略精当,正可谓“国难当头,需用大梁”,故不允离去。杜聿明遵命不误,不过他事后听说蒋介石对他在上海的言论极为不满,认为他动摇意志、扰乱军心,作为一次惩处或者说一次报复,断然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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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走廊顶端 1(2)
杜聿明长了脑袋,也长了眼睛。前不久,刚刚入夜,他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杜聿明生病从来没有呻吟的习惯,可是他终于发出如同呻吟的声音。
  军人是讲究干脆果断的。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的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杜聿明的肺腑之言,回荡在胡同之间。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禁百感交集,啧啧不已。这句话,他记起孙殿英在黄埔村喊过——那是为了鸦片;现在,这句话由杜聿明在功德林说出——这是为了良心!当年邱行湘率第五师驻东北时,曾到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杜聿明那里开过会,他深知杜聿明其人脚不站稳不走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话说回来,杜聿明被俘时,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承认,六年之后,他承认了共产党的伟大。在邱行湘看来,共产党给他安在病床的石膏架,不是矫正他的躯体,而是矫正他的灵魂;共产党不是给他注射药剂,而是给他寻回失去的腰子;杜聿明不是慢性自杀,而是快性复苏。
  邱行湘是倾向有节制地逐渐地吐露自己的心曲的,然而随着杜聿明的思想飞跃,他感到自己的灵魂也随之得到升华。因为,杜聿明今天已经说的,是他明天准备说的。那么,宋希濂今天已经做的,是不是他明天准备做的呢?
第九章 走廊顶端 2(1)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说:“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进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匪军逮捕,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宋希濂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他那稳力很好的身材,也禁不住发生动摇,于是踉踉跄跄地退到大通铺上,蒙头大睡。
  朦胧之中,宋希濂看见一位身体单弱、面部清瘦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布长夹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从他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司令部的一间小屋里缓缓走出来,走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一条严密警戒的小路上,直到中山公园一个用土砖砌的讲台前面站定。这位文质彬彬的中年人,面朝在场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警卫连官兵三十余人,发表了十五分钟的讲演,用他的生命向他的敌人呼吁: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这个理想迟早会实现,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讲完以后,他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呼声将宋希濂从梦中惊醒,热汗和着冷汗浸湿了他的衣襟。如果生活的窘境必须由自己去摆脱,而且早一天摆脱早一天安宁,那么宋希濂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具有勇气的决定。第二天一大早,他匆匆走出胡同,走进管理处办公室,交代了当年杀害瞿秋白的罪行经过。
  一九三四年,宋希濂任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九月与红军作战负伤,送医院治疗。三十六师继白衣洋岭战役后经河田进入长汀县。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已经到了瑞金的国民党陆军纵队司令汤恩伯打电报通知三十六师,说由项英、陈毅率部约七八千人,正在瑞金、会昌、长汀之间地区活动,他奉蒋介石之命,负责迅速肃清这支红军,要三十六师派一个旅开到水口(水口在长汀南约七八十华里)以西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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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师派出部队以后,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加之空军助战,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压迫。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英、陈毅两将军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兵分三路。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八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红军俘虏口供中,一○八旅旅长钟彬得知红军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向上杭方面去,在这三百余人中,有瞿秋白在内。钟彬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又将此情报急电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在上杭并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地方保安第十团,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余人,均被保安第十团所截俘。保安第十团将其中查明是红军干部的二十多人,寄押在上杭县政府监狱。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即在其中。保安第十团将所俘红军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在这二十多人之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二次,仍然没有人供认。遂软硬兼施,一则严刑拷打,二则“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结果,一个人供出何其祥就是瞿秋白。
  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团查出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宋希濂一九三五年五月伤愈回到师部,曾与瞿秋白有过一次谈话。
  宋希濂:“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们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第九章 走廊顶端 2(2)
……
  蒋介石得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立即命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两个人由南京赶来长汀与瞿秋白谈话,劝瞿秋白背叛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结果遭到瞿秋白断然拒绝。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宋希濂接到三十六师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该师有调动的消息。宋希濂不知如何处理瞿秋白,分别打电报向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六月十七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相同的“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
  翌日清晨,国民党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给瞿秋白看,瞿秋白看了以后,面不改色,若无其事,仅仅微微点了点头。
  九时许,国民党三十六师警卫连连长蒋先启将瞿秋白从小房间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一百多国民党军官,都站在堂屋台阶上。瞿秋白仰面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
  宋希濂现在走进胡同,他的交罪之举,震动着走廊两壁。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方寸已乱,忐忑不安。说真的,他实在为宋希濂捏着一把冷汗!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被宋希濂杀害了,那么现在在宋希濂自认不讳之余,共产党同样用一颗子弹处决宋希濂,这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认为宋希濂此举是太胆大了——比杀害瞿秋白时还要胆大。然而阶下之囚,何敢言勇,邱行湘断定宋希濂大祸临头了。可是三天以后,宋希濂依旧平安无恙。除了他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若是共产党要处决他,他绝没有怨言时,面部肌肉有些紧缩而外,他似乎在当天就平静下来,恢复了他平常习惯的那种松弛的表情。如果是共产党对于宋希濂杀害瞿秋白的罪恶进行了惩处,哪怕是送进胡同的单人房间去,那么邱行湘也可能内心会感到安稳些,可是情况恰恰和他的判断相反。他发现自宋希濂交罪以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对宋希濂更客气或者简直可以说更尊重了。这一下他反而紧张起来,他觉得功德林的围墙突然增高了许多——在他的侥幸心理的堤坎被冲决以后,在文强告诉他关于《西游记》的一段故事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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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走廊顶端 3(1)
文强讲的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事——那是文强在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的时候,解放军山东军区一位马科长对他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日本投降后,你由西安调到重庆然后又到东北。记不记得从西安到重庆乘坐的那次班机有几人同行?到飞机场送你的是不是有你的爱人和大批的人员?你到重庆以后,最先住在枣子岚垭漱庐,是不是不几天又迁到胜利大厦?这时候有一个叫做程青的女青年来看过你,她是不是从上海通过你的保荐到贵州息烽训练班受过训的高材生?……”文强听见这番问话,只觉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他告诉邱行湘说,共产党简直是孙悟空,他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共产党都是清清楚楚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邱行湘毫不怀疑,他身上有多少根汗毛,共产党也是清清楚楚的。他突然想起共产党人对他说的“不审判”的话——当初想来,是令人费解的;现在想来,方才恍然大悟——共产党什么都晓得,还审他作甚!既然如此,共产党人又为何要苦口婆心地约国民党战犯个别谈心,把国民党战犯对昔日的回顾当作最大的兴趣呢?现在,邱行湘亦完全懂了,共产党对战犯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以为然,相反,对战犯现在的一言一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共产党人全部心血浇灌的土地,原来正期待着国民党人长出审慎地观察世界、承认世界的态度的果实。
  此中三昧,邱行湘一一品出之后,他开始向管理处有保留地交代他的过去。保留的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交代的部分,是###反人民的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唯恐自己交代不详——宋希濂交代杀害瞿秋白这样非同小可的罪行都在“不审不判”之列,他还能有什么怕说的呢。
  邱行湘交代了他五次参加围剿苏区的经过。他在陈述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写到:
  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连丧两军以后,改弦易辙,群相集议,后将参谋长柳善拟订的“堡垒政策”呈蒋介石核批。蒋介石鉴于前车之鉴,不敢再以运动战进犯苏区,当即批准陈诚的方案。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即开始实行。所谓“堡垒政策”亦叫“碉堡政策”,即从战略上改攻为守,战术上改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配以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加强封锁,以进行反革命的第五次围剿。此后,陈诚的总指挥部即移驻南城。总部还增设一个特务团,以宋瑞珂为团长。
  一九三四年春,李济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蒋介石急调京畿的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入闽“平乱”。陈诚集团近在赣东,故蒋令陈率部入闽,十八军已进至光泽,陈诚亲率九十九师出黎川,我亦随陈诚行动。
  一九三四年春,十八军所属各师由福建回防南城、南丰、广昌一带,实行“碉堡政策”。陈诚任预备兵团总指挥。薛岳任前敌总指挥,进驻泰和,指挥周浑元纵队(三十六军之第五师、九十六师及十三师)、吴奇伟纵队(第四军之五十九师、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及九十九师),由泰和向兴国推进。时薛岳与陈诚分任赣东、赣西两个主要正面。像两个拳头,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各军师划分一个正面,筑路、筑碉,分期分段攻击前进。每次进展,不过三五公里,至多不到十公里,炮兵也便于集中使用。时红军采取的是内线作战,即所谓“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虽筑有鱼鳞工事,但被动挨打,被蒋军封锁包围,苏区越来越小。时我在九十九师担任由泰和经高兴圩向兴国逐段攻击前进的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们到达高兴圩时,红军即开始长征。蒋介石命十八军留置韶关、大庾岭一带搜剿红军根据地,控制两广;命薛岳率两个纵队由兴国出发,跟踪追击红军。
  邱行湘也交代了他参加追击红军的经过。他在陈述进入贵州时写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薛岳率吴奇伟纵队进入贵阳,周浑元纵队进至遵义附近,时中央红军由遵义进至赤水河、叙永一带,牵着蒋军的鼻子打圈圈。一九三四年底,红军四渡赤水,出敌意表,回师遵、桐,将守军吴奇伟的五十九师、九十师大部歼灭,唐云山的九十三师在遵义附近收容第四军时,几乎也被歼灭,九十三师陈金城团的团旗也丢掉了。红军歼灭了吴奇伟的第四军,直指贵阳。时我在贵阳扎左、新铺担任守备。蒋介石在贵阳唱空城计,他惊慌失措,急电九十三师及滇军孙渡纵队,星夜驰援。红军主力进至安顺、盘县时,蒋介石又命薛岳率部追击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也随薛岳由雅安出邛崃进入成都。
  邱行湘从八角楼下的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顿觉得浑身清爽,如同刚洗完澡一般。他大概没料到人世间还有这么一种享受。他走进胡同,发现胡同宽了;他回首高墙,发现高墙矮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眼前出现一个任凭驰骋的大平原——他在走廊顶端站住了,回身望了望走廊尽头,不觉失口叹道:别看脚下踩着黑土,黑土上面,分明划着一条白色的起跑线呵!杜聿明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马而起,陈长捷紧迫不舍……他邱行湘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第九章 走廊顶端 3(2)
叹息间,林伟俦从他身旁擦肩而过。
第九章 走廊顶端 4(1)
陈长捷在交罪当中,在谈到天津战役前关于城防线前拆房子的问题时,交代了当时因环城碉堡主阵地线之后,没有预备阵地线,尤其是天津西门监狱附近的南运河两侧,街巷纵横,房屋栉比,无一空旷地带,故派人拆掉这批房子,以形成长达数里,宽达五十米以上的预备阵地;也交代了在天津以南地区,将跑马场改建为飞机场,征用民工强迫劳役运土填平,并拆了一批建筑物。最后笼而统之曰,为了扫清射界,大规模地拆毁房子,限令居民迁出。拆下木料做工事掩盖和木桩,其他高粱秆和茅草用火烧毁,弄得烟火冲天,祸及人民,露宿街头者四处皆是。有的整个村庄拆毁成为废墟,有的义庄拆掉将停棺迭成战壕……
  陈长捷没有谈到国民党给天津人民留下的一场浩大灾害——火烧宜兴埠事件。
  这倒不是陈长捷隐瞒罪恶。
  天津战役中,陈长捷曾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现在,他不愿意让林伟俦来继承他的交代。
  然而林伟俦自己走出来。他向管理处交代说,天津战役前,陈长捷、刘云瀚和他等人,每晚八时均在防守司令部陈长捷办公室会商。一天晚上讨论到他的六十二军派出的加强团防守宜兴埠据点问题,众人感到宜兴埠的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决定将防守宜兴埠的加强团撤回,作为军预备队,并指使该团撤出时,将所构筑的工事加以破坏。哪知该团长于撤退时竟然命令纵火焚村,给村民造成严重灾难。杜建时接到警察局电话说,六十二军火烧宜兴埠,急往见陈长捷,陈长捷闻讯大惊说:“广东部队真野蛮,这不等于长沙大火吗!”于是二人共筹善后,遂责成六十二军抢救,并令消防队出动灭火,又由二人联名出布告,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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