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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国民党将领第6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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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年十二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非议决议,美国继续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而且不断对我方人员进行屠杀。在中国的功德林呢?食堂里为美军战俘准备了西餐,他们睡足午觉,又成群结队打排球去了。
  中国人给美国人吃奶油、面包,美国人却给中国人吃苍蝇、跳蚤。为了粉碎美国对朝鲜和中国发起的细菌战,中国土地于是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
  作为中国一块土地,功德林闻风而动。在苍蝇、蚊子面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战犯是同志与战友。在胡同里,走廊壁头上,寝室玻璃上(窗上的高丽纸已经取下,换上了玻璃),院中柏树上,都涂上了一层白粉剂,管理员每天背着喷雾器,在胡同里外巡逻。战犯们则用泥土堵鼠||穴,用拍子打苍蝇,用开水烫臭虫,短短时间,功德林以浴后的清洁,宣告了美国细菌战的破产。
  这本来是值得庆幸的事。可是这天,一位身高一米八的苏联女专家,穿一件中国制的米色华达呢长大衣,走进了功德林。她是来检查卫生的。现在,管理员伴同她走进胡同,走进邱行湘这组寝室里来。她没有踮脚,伸手摸了摸最高一格窗棂,然后用另一只手从大衣袋里勾出条白手绢,当着众人的面,把手擦了又擦。邱行湘看在眼里,苦在心头。这格窗棂,是他踮起双脚,擦了又擦的呀。女专家又走到一尺高的大通铺跟前,弯腰将棕垫一掀,捋下一根棕丝,放在鼻下闻了闻,然后断言说:“这间房里有臭虫!”邱行湘以组长的身份解释说,这里确实没有臭虫了——有没有臭虫,难道在这里睡觉的人还不知道吗!管理员也证实说,经过管理处多次检查,这里确实没有臭虫。
  苏联女人看也不看邱行湘一眼。身为囚犯,受人奚落,邱行湘只能忍气吞声。可是傲气十足的苏联女人居然也不把管理员(中国共产党干部)放在眼里——就在管理员上前证实的时候,苏联女人皱着眉头,露出烦躁的表情,嘀嘀咕咕,没完没了,邱行湘倒几乎不能忍受了。然而,使邱行湘意想不到的是,管理员也板着脸,当着苏联女人的面,将她掀开的垫子重重还原,然后重重地对邱行湘说:“这间房子没有臭虫!”苏联女人将双手一摊,耸耸肩,怏怏离去。
  这一场偶然的风波,却动摇了邱行湘多年的意识。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他完全承认,国民党是依附美国的。而且这种依附,完全是奴隶对主人的依附。总统夫人宋美龄的口头禅是:“我向美国友人保证。”国防部长白崇禧的语调是:“美国友人马歇尔将军曾责备我们关外没有打好,国民党军队没用,所以这次大家必得争口气,否则马歇尔将军又将责备我们无用。”重庆市长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美军军官乘着吉普车满街随意强拉、强Jian中国妇女是什么“民主自由”、“父母与路人不得干涉”;青年党头目常燕生竟称颂美军的这种兽行可以“改良中国民族的血统”!……与此同时,邱行湘完全确信,共产党是依附苏联的。自从他被押进解放区后,他曾留意观察过解放军的一切,没有发现什么依附苏联的迹象。当时他认为窥一斑不能见全豹,现在他认为全豹只在一斑中,因为事理是明白的:中国共产党是“走俄国人的路”,而不是当俄国人的奴隶。这同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是瑜瑕两分呵。
  美军战俘很快就离开功德林,被遣送回国了。在板门店交换战俘时,中国被俘人员把俘虏营里发放的衣物抛在地下,昂首挺胸返回国门,又失声痛哭着投入亲人的怀抱。邱行湘在报上看到这则通讯,鼻尖有些发酸。他虽然作为共产党的敌人,与共产党人共同度过了过去的岁月,但是他对共产党人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路,却异常地了解。当他跟在红军长征队伍后面,穷凶极恶地追击红军时,他暗自惊叹这支队伍不死的决心,当共产党刚刚建立政权,为了拒敌于国门之外,又开走了队伍时,他暗自钦佩这支军队战斗的韧性。现在回过头来纵观历史,邱行澜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民族的不死与生存,我们的民族的独立与自由,都与共产党人的足迹紧紧相连。他第一次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发现了泰山的风度,黄河的气魄。
  邱行湘站在胡同走廊里,望着蓝天白云发愣。当他收回目光,面对墙壁时,他顿觉视界扩大,胸怀敞开,忍不住脱口一句:同中容异,异中求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国共本是一体,天下哪有什么不能消除的仇恨?话完心惊,他以为这是玩世不恭之戏语,待思前顾后,辗转反侧之余,他认为这是他面对现实的决定。
第七章 八角楼下 1(1)
功德林丁字胡同的单间里,还有一位没有露面的战犯。这就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之一的先后统率过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他是陕西米脂人,字光亭,黄埔一期生,中等偏高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型,尤其是精干迥异寻常的神情,大有古儒将风度。直到被俘的前一天,他才在换上了士兵服装之后,刮去了嘴唇上的心爱的小胡子。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从陈官庄移到陈庄,随后在陈庄立不稳脚,慌慌忙忙带了十三个随从后退到张老庄村口时被俘的,他开头自报职务为“一个军需”,自报姓名是“高文明”,尔后又拾起砖头,砸破头皮,把血涂了一脸,最终在他的副官的证实下,他承认了自己。
  他只承认了自己的名字,他不承认自己的罪恶。
  早在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的时候,解放军攻克沈阳之后,杜聿明开始撤离葫芦岛之前,他就交代工兵参谋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指令葫芦岛的自来水水塔及码头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劫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掉。
  尽管这样,共产党仍对杜聿明保留了余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在接到这份文告时,还多少有些犹豫。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却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集中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仍拒不服罪,动辄拍桌子打板凳,以至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将他由济南转至北京功德林时,非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不可。
  杜聿明是带着满身罪恶连同满身病患踏进新中国的大门的。
  他患有四种病。不过他自己知道的只有三种:胃溃疡、肺病、肾结核。第四种病是他进功德林后被管理处的李科长发现的。那是一天杜聿明正在洗澡时,李科长发现他双腿打颤,忙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一言不发(其实他感到腰胀腿痛已经多时了,他不愿意知道是什么病,更不愿意治疗,他准备来个慢性自杀)。李科长急了,命令杜聿明站起来,双脚靠拢,终于发现杜聿明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第二天,不管杜聿明愿意不愿意,管理处用小车送他去复兴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脊椎结核。管理处没有告诉杜聿明关于他的第四种病——从现在来说,不让他获得慢性自杀的更多的条件,从往后来说,不让他获得漫长生活的更多的苦恼——反正在他的床上安放了一个石膏架子,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杜聿明横着眉毛躺下了,由于舒服——生理舒服减去心理不舒服的剩余部分——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杜聿明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又熟读孙子兵法,不能说没有一点战略眼光。一九四八年十月,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几成把握,蒋说有六成,杜聿明引孙子兵法对蒋介石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而况无算乎?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多少兵力,蒋说少于###,杜聿明又引孙子兵法对蒋介石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结果,以营口为后方全力攻锦州的廖耀湘兵团终遭全军覆没。
  杜聿明一九四八年底离开葫芦岛,由锦西机场逃回北平后,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曾有过一次私下交谈。傅问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种种情况,杜作了这样的断语:“东北###将近百万,很快就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正因为如此,杜聿明在此次回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见空中飘雪,他认为天都哭了,国民党王朝即将完蛋。他为他心爱的王朝的灭亡感到深切的悲切,于是立刻驱车由住地东城弓弦胡同二号直抵北海公园游览凭吊。他一直跑到白塔上俯览全城名胜中南海、景山、故官,照像留念,感叹嘘唏,黯然神伤。
  军人是闻不得火药味的。朝鲜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到功德林里的时候,杜聿明居然从病榻上走下来,破天荒地主动找共产党人说话了。他告诉李科长说,美国人的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是由于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美国人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要素而策定他们的战略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步兵最差云云。杜聿明又下断语说:“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
第七章 八角楼下 1(2)
杜聿明的这个断语虽然下得留有余地,但是较之功德林里多数战犯的估测,毕竟要正确得多。如果说杜聿明的军事眼光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话,那么他的政治头脑是否也能够经得起时代的严峻的冲击?
第七章 八角楼下 2(1)
杜聿明在被俘时,由于谎报身份,解放军喝斥道:“到底是什么?还是快说出来,你隐瞒不了的!黄维、吴绍周不都查出来了吗?”杜聿明一听这话,忙问:“黄维现在哪里?”解放军答复说:“你们不久就可会面。”是的,他们不久就可会面。但是,至少现在是不可会面。被俘以后,他们兵分两路,一个去河北,一个去山东。现在虽然同在功德林,但是生活在两条胡同里。
  两条胡同的形状是一样的。可是,他们的走法不相同。杜聿明的第一步是顺着胡同往外走的,黄维的第一步起横着胡同往墙上碰的。并且,黄维不怕痛,朝着他原定的方向,又朝前走了一步。
  黄维的这一步,是从他谩骂功德林管理员开始的。在一个时期内,为了维护国民党战犯的生命,避免发生令人遗憾的事情,管理处规定,晚间房间不关电灯,以便于看守人员工作。这本是常识范围内可以理解的事情,其他战犯也已经理解了,唯有黄维对此提出“抗议”。他颤抖着胡须,把手指对准管理员的鼻子,破口大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管理员是不能与战犯对嘴的,这同样是管理处的规定。孤掌难鸣。最终,黄维的笔记本成了他发牢骚的唯一的地方。
  现在,黄维天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增添了新的诗行。第二页写的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明朝于谦《石灰吟》诗)。黄维在诗的右下角面了一根短线,短线后面写的是“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第三页写的是——“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始觉苍天方聩聩,全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重梯山思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鹃。”(太平天国石达开《答曾国藩》诗四首之一)第四页写的是——“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唐朝王维《西施咏》)
  当然,黄维靠大脑记忆出的诗文,已经为他的大脑写成了另外一首诗。这首诗的主题显然超越了“牢骚”的局限。
  可见,发牢骚并不是黄维唯一的斗争方式,他与其他战犯的矛盾,更多的是企图通过说理来解决的。
  黄维的妻子给他寄了一点钱来,他买了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可能是管理员开的书目当中,这个书名最能投合他的性格和愿望,所以他迫不及待地翻开了扉页。他是否读完了,还是读完了又有些大失所望,目下还不得而知。只知道他适逢痔疮发作,流血较多,草纸不够用,他又不说,于是悄悄地将这本书作了手纸。此事被同组组员们发现了,小组决定对他展开一次批判。批判的措辞是有点辣味的——“解放军把这本书作为经典著作,你却……”“你这是在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黄维倒心平气和地开始说理——不过他的发言有点酸味——“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也就是说,它的第一次使用价值已经完成。我现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这又有何不可?”众人竟一时无话可说,当然这是在积蓄更多的“炮弹”,所以很快,黄维就置身在弹如雨下的攻击之中。
  他企图通过说理斗争来获得胜利的意愿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而管理员的裁判使他打成了平局,这使他获得了化险为夷的快乐。管理员是受小组组长的邀请来解决矛盾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员的讲话可以作为小组会上的发言——“黄维犯痔疮,应该要求多发草纸,他没有提出来,是他的不对;但是我没有发现,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完还可以借给别人看。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
  黄维由此发现,他的道理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可靠,而共产党的一个小小的管理员的道理,却具有震慑三军的威力。这正如他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步枪的威力一样,否认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于黄维来说,同样是困难的。
  由于这位公允的裁判员,正是黄维先前骂过的那位管理员,所以黄维暗自觉得自己出口是否稍稍早了一点。其实,黄维不知道,共产党对语言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的。共产党永远让事实说话。就在黄维在功德林的胡同里,横着走完这一步之后,这年春天,他患了急性腹膜结核。这是他全身五种结核之中,最迟发现的病患,也是最令他对生存丧失信心的病患。其症状是吓人的:腹水充塞在他的腹部,肚子高高地凸起,两腿肿得通明透亮,完全失去知觉,一旦皮裂水出,黄维便命归西天。
  从现在开始,黄维不能在胡同里走路了。他被小车从复兴医院接回功德林后,便躺在床上一动未动。他躺下不打紧,一躺就躺了将近四年。在这四年当中,黄维在床上心算了一道算术题:共产党每天给他一斤牛奶,四年合计多少?每天给他两个鸡蛋,四年合计多少?每天给他三两猪肉,四年合计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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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八角楼下 2(2)
黄维算出来了没有?眼下尚不知晓。
  黄维的部下邱行湘却开始有了答案。
第七章 八角楼下 3
功德林里的国民党战犯,大都享受过新中国的小车的柔软以及从德国人手里接收回来的复兴医院特殊床位的舒适。邱行湘在战犯中,甚至在非战犯的一般人中,身体都要算第一流。他本来在他私人的米黄|色的小车随着公家的草绿色的卡车被共产党缴获后,再没有享受柔软的念头,可是,他仅仅因为牙痛,也被功德林的小车送去复兴医院。
  他第一次感到坐小车的舒适。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感觉到共产党的坐垫比国民党的要多几盘弹簧。他本来闻着汽油味就容易作呕,现在却情愿在行驶着的小车里大声地打饱嗝。
  邱行湘为仁义动情,这不是第一次。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他作为陈诚新编的第五军五十九师一九七旅三五三团二营营长,随旅长方靖在岭口占领阵地。以后方靖要他推进到霍源西北一带高地,占领了优势地形。打了两天以后,红军向他的阵地右翼步步紧逼。最后,红军一、三、五、七军团及红军二十二军罗炳辉部打到他们的三五三团的阵地上来。经过一番极为激烈的厮杀,他受了重伤,被送到南昌法国医院疗养。住进医院不久,陈诚带着水果专程来看望他,这使他的眼角浮出一汪感动的泪花。
  当然,邱行湘心里有数,国民党的恩德是需要偿还的,对方的恩德愈重,他欠下的债务愈多,直到把老命卖掉,方才身心两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同时,邱行湘心里有数,共产党的恩德是不需要偿还的。他觉得共产党的仁政有些像大肚罗汉的面容而不像商人的笑脸;退一万步,囚徒身上有什么油水呢?
  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战犯的优厚,是建筑在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之上的。在黄埔村头、井陉河畔,国民党战犯每顿是三菜一汤,每周配五斤白面;而共产党人一个月吃一次面粉,平日吃玉米、小米、南瓜。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包括管理处最高领导者在内的共产党人通通吃大灶,而国民党战犯吃中灶则是最低的生活标准。人心非木石,邱行湘的眼角又掉下滴滴感激的泪水。他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这片绿色的森林是浩翰无垠的,里面充满着晨歌,充满着朝霞,充满着苏醒……
  当然,邱行湘在功德林里,也遭受过不幸。
  那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功德林办公大楼因煤炉底漏火,引起地板燃烧,使大楼受到一些损失。邱行湘作为组长,经常出入办公大楼,向管理处教育科汇报情况,因此,战犯中有人议论邱行湘有纵火的嫌疑。正在邱行湘叫苦不迭的时候,一包火柴落在他的手心上。——管理处吸取失火的教训,派专人管火,指定邱行湘负责管理各条胡同的煤炉、化纸炉,早上由他生炉,晚上由他封火。
  火柴尚未划燃,邱行湘的心已经热了。
  一九三一年,邱行湘随陈诚参加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撤驻吉安。那时他任十八军特务营营长。陈诚令他“严禁烟、赌、娼”。特务营巡查队抓住了一个吸鸦片的姓覃的十八军干部补习所教官。覃当场向巡查队跪求宽恕,巡查队长准予释放。可是,覃回到补习所,用匿名信诬控邱行湘“包烟、包赌、包娼”。陈诚接到匿名信,立即唤过邱行湘,骂他“执法犯法,自暴自弃”,并以此作为理由,撤了邱行湘的差。此事很快被补习所主任樊嵩甫察知,樊立即到陈诚处对陈说:“你凭覃的诬告,做错了事。”陈诚方有悔意,立即派副官处长唐耀疆到去南昌的轮船上把邱行湘拉回。邱行湘执意不肯。到了南昌,住在江西大旅社。第二天,他去见何应钦,何要他到行营任特务团营长。不久,陈诚也到了南昌,也住江西大旅社。可谓冤家路窄,邱行湘上楼,陈诚下楼,邱行湘无法回避,只有就地站住。陈诚问他:“你为什么要走?”邱行湘低头不语。陈诚的前妻之兄吴子漪(十八军南昌办事处主任)在旁边对陈诚说:“你撤了人家的差,怎教人家不走?”陈诚发怒说:“撤差就一定要走吗?”吴子漪不再说话,邱行湘进退不得。隔了一会,陈诚转过话题,心平气和地邀邱行湘随他到武汉(接任何成(氵睿)的“绥靖”主任)。于是,邱行湘又跟着陈诚下楼去了。
  邱行湘想到这种往事,不由得把火柴捏得更紧。一包火柴只值两分钱,他把它作为被俘五年来人生价值的总和。在旧的年代里,他承受过国民党的不计其数的生杀予夺、逞其喜怒的恐怖;在新的岁月中,他领受了共产党专门为他们制定的三保政策(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所带给他的快慰。在为国民党卖命的时候都不曾享受到的东西,现在作为共产党的囚徒却享受到了!
  在这样的感触中,邱行湘把共产党人对他的信任——包括这包火柴的信任,由衷地当作自己的幸运。他把共产党人的关怀和信任连在一起,暗自在心里合拢双拳,喃喃一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第七章 八角楼下 4(1)
功德林作为一个生活的集体,包融了生活的全部。人们往往强调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需要,那是因为物质生活已经能够满足需要的结果。此间的情况正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强调精神生活的人,是为了别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保持平衡。
  此刻,功德林大礼堂灯火辉煌——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各自经过一段时问的准备,正在举行文娱联欢晚会。
  日本战犯的节目显然比中国战犯的要精彩得多。他们演出了成套的日本戏剧、分类的日本歌舞。邱行湘最感兴趣的是日本人跳的《大头舞》。台上,一排日本人赤着膊,下身只穿着裤衩,面孔被油彩染得黢黑,袒露的、白白的肚皮上,画着比原形大几倍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眯着眼睛看,真像是一列没有脖子、胸脯和肚子的大头人。“大头人”们忽儿朝东,忽儿朝西,忽儿挥拳,忽儿击掌,动作敏捷,势态磅礴,快时如雨,慢时如云,最后在一片震动屋瓦的呐喊声中,《大头舞》戛然而止。台下报以爆炸般的掌声。
  邱行湘看得眼花缭乱,他对演出归来的那位北平宪兵队头目上村赞不绝口。他告诉上村说,《大头舞》着实好看,可惜看不出个名堂来。上村笑着告诉他,《大头舞》虽然是日本岛上的民族舞蹈,但渊源还在中国。这位“中国通”有根有据地说,中国东周时期的《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有一个关于刑天的故事。说的是刑天欲与天帝“争神”,天帝断了他的头,葬在常果之山,他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要和天帝继续战斗,一决雌雄。上村认为,这就讴歌了中国人对强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上村说完,坦然一笑,拍拍邱行湘的肩膀说:“你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面前充过强者,喏,真正的强者是他们。”
  不久,功德林的日本战犯分别转去太原和抚顺。当邱行湘看到日本战犯临行依依,木少人举袖拭泪,上村的五岁的大儿子向功德林的管理员挥动小手,叫声“叔叔再见”时,他懂得了“强者”的全部含义。
  然而,邱行湘并不知道,日本战犯并不知道,功德林的管理员们曾经是“弱者”,弱得春夏秋冬,眼角上从没有干过泪水。
  就拿这位刘管理员来说吧。
  他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日本军队在河北大扫荡时期,集中驻扎在衡水县的几个村庄里。刘管理员的家乡就是这几个村庄的一个。日本军队在村庄里烧杀抢Yin,无恶不作。就在快要撤走的一个晚上,日本军队通知全村老百姓在村头集合,说是抓到几十个八路军,要当众枪毙。刘管理员的父亲和母亲被赶到村头,和全村的男女老少站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几十个壮年人和青年人被押进了中间燃着一堆柴的圈子里,双脚还未站稳,日本士兵就在一个挥舞着马刀的日本军官的指挥下,用重机枪向圈子里的人群扫射。几十个无辜的中国人惨叫着倒在血泊之中。鲜血——在火光中冒烟的鲜血,流到了刘管理员的母亲的跟前;尸体——尚有温度的尸体,倒在了刘管理员的母亲的身上。她当场就吓晕了。几天以后,她死在日本人还未烧尽的半边芦席上。而刘管理员的父亲的左腿也在那天晚上被日本人的子弹打穿几个眼。
  这就是刘管理员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日军尚未投降之前,刚满十五岁就参加八路军的原因。他是为亲人报仇而加入共产党的,共产党现在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像亲人那样去照料好自己的敌人。他的泪水能忍住么?
  刘管理员的家庭像千万个农民家庭一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着地主阶级的深重的剥削与压迫。他家兄妹六个,卖掉了两个姐姐,二哥送人,弟弟饿死。他从六岁起就开始为地主干活,干了整整八年,他所得到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条遮不住屁股的裤子和两处碗口大的伤疤。
  这就是刘管理员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之后,他英勇参加人民解放战争的原因。他是为解放自己而加入共产党的,共产党现在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去解放自己的敌人。他的泪水能忍住么?
  刘管理员忍住了。
  早在井陉河畔,训练班负责人姚处长等同志就告诉了他关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的最后的那句话:“历来的科学家都是这样或那样去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姚处长在他最初一见到国民党战犯就分外眼红的时候,又告诉他,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共产党人的双肩。共产党人在战场消灭国民党军队,这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在监狱改造国民党战犯,这是改造世界的又一部分。
  刘管理员听懂了。他在自己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
第七章 八角楼下 4(2)
他为了最后解放自己,首先背地里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然后带着微笑走在功德林的胡同中间。他的情感是真挚的、朴实的,他不会装哭,也不会装笑。他与生活在旧社会的农民哭在一起,与生活在新中国的国民党战犯笑在一道。他和他的领导与同事,以诚实和正直显露出共产党人的人格,体现出共产党的政策,用以启迪本阶级的敌人的与身躯同时存在的性灵,用以攻克战场上哪怕是一百万发炮弹也无法摧毁的堡垒。
  国民党战犯之所以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那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看见了世界上第一流的人的队伍。
第八章 碎石路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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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又来了一位客人。这位中等个子,脸圆身胖的国民党战犯,是乘飞机由重庆来到北京的。他在西苑机场上,受到了功德林管理员的迎接。他就是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
  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字荫国,黄埔一期生。他在西南战役被俘后,关押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即白公馆)楼上正房里。他在白公馆里所住的房间,正是当年国民党“中美合作所”囚禁共产党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地方。和他同房间的国民党战犯,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曾扩情、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民党军统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重庆歌乐山山青水秀,松柏滴翠;白公馆楼台花榭,环境幽雅。倘若不是国民党在这里布下了漫山的铁丝网,布下了弥天的恐怖,这里应该成为一个风景区。解放后,这里虽然也作监狱使用,却并不影响人们对歌乐山的向往——这里发生过一个笑话:歌乐山下有一个农民,他看见从白公馆楼上依次下来的人,一个个穿戴整齐,走在地坝中间,排队做操。他又看见这里拉进去的是猪肉,扔出来的是蛋壳。于是忍不住上前打听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单位。这里的管理员告诉他这是一所学校。他问这所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去。管理员说他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急了,说他今后可以争取呀。管理员也急了,劝他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白公馆的国民党战犯都知道这则笑话。可是宋希濂当时并没有笑。
  ——非但没有笑,宋希濂在刚踏进白公馆的时候,他对落在共产党手里的花草都是怒目而视。其实,他早年在湘乡进程潜办的学兵队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退出了共产党。以后程潜保送他去日本留学,留学回国以后随张治中搞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的教导师(最后变为教导军),从而成为共产党的凶恶的敌人。相对的,共产党也成为他所憎恨的仇人。当时在记者进白公馆为他照相的时候,他是困兽犹斗,破口大骂。记者还没有来得及按响快门,他就把头用力地扭开。及至记者们动了脑筋,在他的两侧各站一位摄影师,他的头往哪边扭,就按响哪边的快门。就这样,一张国民党战犯宋希濂的照片,足足折腾了一个小时,直到第六次拍照方才获得成功——其实也不成功——作为照片来说,他的阴沉的表情显然掠去了他本来挺俊气的面容。
  然而照片只不过是人在阶段意义上的纪念;宋希濂所面对的,是新中国的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镜头。他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当天报纸的全部内容看完,包括商业广告和电影消息。而包括商业广告和电影消息在内的一切事物,又无一不威胁着他的表情。他的表情开始出现平静,他在平静的表情之中,读完了他自己花钱买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开始发言了——从理论生发开去;他开始批评人了——从徐远举的骚言杂语谈起……
  现在,宋希濂笑着走进功德林来。
  他被编到邱行湘那个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组员现在有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康泽、文强、沈蕴存等人。董益三已接受为人民提供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机要的特殊任务,在另一条胡同里埋头伏案去了。
  宋希濂是从四川盆地来的,他在功德林的第一次发言便使他站到黄土高原上,这使得生活在华北平原上的邱行湘等人,不由得暗自钦佩。
  宋希濂挥动短而粗的手臂,慷慨陈词道,黄埔一期同学曾经亲聆孙中山先生的开学演说,孙中山痛述:“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今天,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可是,蒋介石在北伐中公然背叛了孙中山,变“民革命军”反革命武装。乌云黑雾弥天际,血雨腥风遍人寰。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惨遭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关于这一点,每一个国民党战犯都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
  宋希濂缩回短而粗的双臂,告诉大家说,陈赓将军曾经在重庆白公馆看望他和另一位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陈赓在请他们出外吃饭的时候,正遇上重庆特有的大雾。陈赓说他们的头脑里,现在也有大雾,然而雾总会散的,当太阳出山的时候……
  宋希濂说到这里,他的宽宽的脸部在发光,他的厚厚的嘴唇在发笑。他的迟来的笑容从此时时挂在脸上,迟迟不肯退去。微笑,成为宋希濂的形象特征。难怪文强说宋希濂酷似洛阳龙门石窟中一个笑眯眯的佛像时,众人连连点头,对文强的发现惊叹不已。
第八章 碎石路上 2
文强在四年时间内住了三次医院。他患有淋巴腺结核。文强高且瘦,脖子长而细。平日他的脖子就从来没有圆过,现在一个连一个的疙瘩,更是像长在他暴露的脖子两侧的青筋上。现在他躺在复兴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开刀。
  这位当年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徐州“总”副总参谋长,此刻倒显露出军人的气质。虽然注射了麻醉剂,但毕竟有些知觉,当医生用刀划破他脖子上的疙瘩,开始将其中的黄脓往外扒的时候,只见他咬着牙,淌着汗,鼓着眼,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半声未哼。就这样,他配合医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手术:不仅把他的淋巴腺割了,也把他的扁桃腺割了。以致于他百病全除,健康如初,平日连感冒也不容易患。
  养病之中,陪同他住院的管理员问他需不需要看书,如果需要的话,又想看哪方面的书?文强对共产党治好了他的病,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更使他对共产党由衷钦佩。所以他回答管理员的语句是可以认为发自其肺腑的:“医生治好了我的躯壳,再找一个医生来治治我的灵魂吧——凡有助于思想改造的书,都行。”
  管理员替他请来了一个非凡的医生——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卷——这是管理员从陈长捷那里借来的。
  文强接过《资本论》,看见封皮上的“陈长捷”三个字,暗自冷笑道:一个晋军军官,有何能耐附庸风雅?带兵打仗我文强不敢夸海口,舞文弄墨难道输给你陈长捷不成!
  文强在这里并非出言不逊,他是当年黄埔四期第九次招生八百人当中的第三名。幸亏那时考试不考《资本论》,否则文强只有名落孙山的厄运——在他的文字水平大大超过当年的今天,他居然从第一页起就不知马克思所云。然而就在他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看见了陈长捷端端正正写在书上的顶批。
  《资本论》一卷第六十九到七十页,有一段文字为:“由此可见,一个商品所有者必须得到另一个的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别人的商品。他们必须互相承认是私有者。……在此,人是以商品代表者,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互相对待的。在研究的进行中,我们将会知道,人的经济化装,一般只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是当作这种关系的担负者来互相对待的。”
  陈长捷对这段文字的顶批是:
  “从抽象到具体,这种政治经济学方法,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资本论》一卷第十六页写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任何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人们存在的条件,是永久的自然的必然性。”
  陈长捷在这段文字下面划上曲线,所加的顶批是:
  “构成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也不能够离开物质过程。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之必然性,盖出于此。”
  《资本论》二卷第三百八十四页写道:“不仅积累的资本,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资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陈长捷的顶批是:
  “生意人的诀窍,剥削的秘密。”
  《资本论》二卷第五百八十七页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一般不能没有国外贸易。”
  陈长捷的顶批是:
  “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竞争,国外市场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国外市场是有限度的。并且国内市场不能帮助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如此看来,国外市场并不是受溺者理想的陆地(战争何尝不是一个道理) 。”
  ……
  文强看了陈长捷的顶批,不觉大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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